38歲這一年，李鴻章迎來了人生事業(yè)的轉(zhuǎn)折點。

這一年是1861年。此前，太平軍準備移軍進攻上海，這使得上海的士紳、買辦們惶惶不可終日，他們集體寫信給當時統(tǒng)兵抵御太平軍的曾國藩說，只要湘軍愿意來保衛(wèi)上海，我們愿意每個月提供60萬兩白銀給您作為軍費。

60萬兩——這對于長期苦于軍費短缺、部隊時不時因為缺餉而嘩變的湘軍統(tǒng)領曾國藩來說，無疑是天上掉下來的大餡餅。于是，曾國藩提出想讓自己的弟弟曾國荃帶兵前往上海，沒想到曾國荃此時正統(tǒng)兵圍攻天京（南京），急于拔得攻滅天平天國首功的曾國荃對此并不感冒，而擔心湘軍奪得巨額軍費愈發(fā)壯大、威脅中央統(tǒng)治的清廷，則發(fā)出上諭稱：

“何地無才？不必湖南之人充勇，湖南之人始能殺賊。嗣后各直?。偅┒剑ㄑ玻峒案髀方y(tǒng)兵大臣，務當認真選將，就地取材，各就各省按照湖南募勇章程妥為辦理。”

在清廷看來，當時大清帝國內(nèi)部對于湘軍獨大、“無湘不成軍”、“湘軍將帥半天下”的現(xiàn)實已經(jīng)具有很深的戒備心理。為了減弱清廷的猜忌心理，本來想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曾國藩無奈，只好決定改派一位非湖南人的將領另外統(tǒng)兵前往上海。

也就是在這時候，在曾國藩手下當幕僚、才干出眾的李鴻章（1823-1901）最終脫穎而出，成為前往上海的領兵大將。

李鴻章是曾國藩幕僚中的佼佼者

01

雖然不是湖南人，但李鴻章與曾國藩卻淵源很深。

李鴻章的父親李文安，與曾國藩都是道光十八年（1838年）的進士，有同榜之誼，這在科舉時代是一種非同尋常的門派關系；另外李鴻章的哥哥李瀚章，則也是曾國藩的幕僚。而24歲就考中進士、曾經(jīng)授為翰林的李鴻章原本就才華出眾，是曾國藩幕僚中的佼佼者，可以說，在曾國藩眼里，李鴻章是當之無愧的“自己人”。

有鑒于清廷對于湘軍和湖南人的猜忌，于是，曾國藩決定選派作為安徽合肥人的李鴻章另外組建新軍前往保衛(wèi)上海，順帶奪取這一長三角的餉源重地。

于是，在曾國藩的全力支持下，李鴻章迅速趕往合肥，并很快就募集起了4營安徽子弟兵?？紤]到李鴻章組建的這支新軍力量薄弱，于是，曾國藩又調(diào)撥了自己的兩營親兵和從湖南新招募的4營新兵，以及由程學啟率領的兩營太平軍降兵，一起撥付給了李鴻章的新軍。短短幾個月間，從1861年底到1862年3月，這支新軍就正式成立。

而這支由安徽人李鴻章統(tǒng)率的新軍，日后將擁有一個顯赫的名稱——淮軍。

02

淮軍的崛起，碰到了一個好時機。

1862年4月，上海士紳們花費了整整18萬兩白銀，雇傭英國輪船將7000多名淮軍士兵運送到了上海，在當時上海巨額財賦的供養(yǎng)下，淮軍這支起初也是跟湘軍一樣，主要靠著刀劍長矛打仗的軍隊，很快就在李鴻章的遠見卓識下，迅速西化、現(xiàn)代武裝起來。

當時，盡管距離第一次鴉片戰(zhàn)爭已經(jīng)過去二十多年，湘軍也與太平軍交戰(zhàn)多年，但當時大清帝國內(nèi)部無論是八旗兵、綠營兵還是各地的團練武裝和湘軍，盡管有少量洋槍洋炮，但主體武器仍是采用刀劍長矛，與曾國藩等相對傳統(tǒng)守舊的知識分子相比，更注重功利實效的李鴻章，迅速走在了大清帝國的軍事最前沿。

在上海的財賦支持和李鴻章的銳意改革下，從1862到1864短短兩年間，淮軍從一支僅有7000人的軍隊，迅速擴張成了一支7萬人的部隊，并且擁有洋槍4萬桿和4個專門的開花炮營。整個1860年代，淮軍先后購買洋槍達十多萬桿，并且還聘請外國教員操練軍陣，設立上海操炮學堂等現(xiàn)代軍工機構，從而使得淮軍在建軍的短短兩年間，就實現(xiàn)了中國軍隊的第一次近代化轉(zhuǎn)型、崛起成為大清帝國內(nèi)部最為精銳強悍的部隊，并先后攻克由太平軍掌控的蘇州、常州、鎮(zhèn)江等戰(zhàn)略要地，極大促進了太平軍的敗亡。

李鴻章組建的淮軍部隊

就在淮軍冉冉升起之際，為攻滅太平天國立下首功的湘軍，卻開始盛極而衰。

1864年8月，湘軍曾國荃部攻破天京（南京），太平天國覆滅。但所謂“狡兔死、走狗烹”，眼見曾國藩此時擁兵高達三十多萬、功蓋天下，清廷對于湘軍的猜忌心理也達到了最頂峰，為了避免清廷猜忌，于是就在太平天國覆滅當月，湘軍統(tǒng)帥曾國藩決定激流勇退、自裁兵權。

1864年8月，曾國藩將由自己直接統(tǒng)率的核心湘軍25000人全部裁撤，隨后又將由自己的親弟弟曾國荃等人掌控的十多萬湘軍部隊遣散；1864年11月，曾國藩又自己奏請停征了作為湘軍軍餉的厘金、畝捐；此外，曾國藩還讓弟弟曾國荃主動“抱病離職、回原籍調(diào)養(yǎng)”。

在一系列狂風暴雨般的自裁兵權中，清廷終于對曾國藩稍稍放心了，盡管自裁嫡系湘軍，但曾國藩卻留了個心眼，極力保留了作為湘軍衍生派系的左宗棠的楚軍和李鴻章的淮軍，就在寫給李鴻章的信中，曾國藩說：

“湘軍強弩之末，銳氣全銷……淮勇氣方強盛，必不宜裁，而湘勇則宜多裁速裁?！?/p>

盡管決定自裁湘軍，但曾國藩早已看中李鴻章，并將其視為自己最好的接班人。在曾國藩看來，李鴻章雖然有才，但卻不像左宗棠、沈葆楨那樣狂妄自負，盡管都是從曾國藩的幕僚門下衍生出來的派系，但左宗棠和沈葆楨卻不聽老曾的話，還經(jīng)常跟他對著干，只有李鴻章雖然也跟曾國藩這位老師鬧別扭，但關鍵時刻李鴻章總是比較照顧老曾的面子，是個比較可靠的“接班人”。

1864年太平天國被鎮(zhèn)壓后，湘軍大部分被裁撤，然而此時，北方的捻軍仍然高度活躍，1865年，滿蒙貴族中最后一位名將僧格林沁被捻軍所斬殺，至此，在滿族與蒙古族中，清廷再也遣派不出像樣的精兵強將與叛軍作戰(zhàn)了。

在此情況下，曾國藩再次擔負重任，率領各路軍隊北上平叛，但苦戰(zhàn)一年多卻沒有捻軍的辦法，于是，1866年，李鴻章頂替曾國藩出馬北上剿捻，并在兩年后的1868年平定捻軍之亂。

如果說1864年平定太平軍，讓湘軍“狡兔死、走狗烹”盛極而衰，但1868年平定捻軍之亂，卻讓淮軍步步走上了巔峰。

03

盡管處處提防、敵視漢人勢力的崛起，但歷史來到1868年的當口，清廷已經(jīng)無法阻止?jié)h人勢力的崛起了。

在太平軍和捻軍輪番作戰(zhàn)、幾乎滅掉清朝老命的動蕩中，以湘軍、淮軍為代表的漢人勢力開始全面掌控了清朝的地方軍事、行政和財政大權，逐步造成了晚清時期總督巡撫的地方專政、分權局面。

1840年時，當時大清全國13位總督中，共有7人是滿族、4人是漢族、2人是蒙古族；由于擔心漢人奪權，因此清廷中央一直對漢人處處戒備，然而隨著太平天國之亂的出現(xiàn)，滿人的無能，使得清廷不得不大量倚賴漢人以鎮(zhèn)壓太平軍和捻軍，到了太平軍被平定后第二年的1865年，當時全國11位總督中，其中漢族已達8人，滿族僅有3人，另外當年任命的23位巡撫（相當于省長），則全部是漢族。

隨著漢人勢力的冉冉升起，滿清中央與地方的集權之爭，以及滿漢的民族勢力均衡的改變，也使得清廷無法再像逼迫曾國藩遣散湘軍一樣來對付淮軍了，因為作為當時大清帝國最為驍勇善戰(zhàn)、并且第一支完成近代化轉(zhuǎn)型的軍隊，相對于已經(jīng)腐朽沒落的八旗兵和綠營兵，到“剿捻”結束時已經(jīng)擁有30多支部隊、8萬多人馬的淮軍，已經(jīng)是大清帝國的頂梁柱和常備軍，難以取代了。

有了軍權和槍桿子，李鴻章自然在帝國內(nèi)部穩(wěn)坐泰山。

也就是在這時候，由李鴻章和他的淮系人馬全力主推的洋務運動，開始了。

作為洋務運動的開宗派，湘軍的曾國藩是始創(chuàng)者，左宗棠等人是跟進者，然而真正的發(fā)揚光大者，卻是出自湘軍、自創(chuàng)淮系的李鴻章。

1861年，曾國藩率先在安徽開辦安慶軍械所，隨后，李鴻章又先后創(chuàng)辦上海洋炮局、蘇州洋炮局，并在此基礎上整合成了江南制造總局；1866年，左宗棠在福建創(chuàng)辦了福州船政局，李鴻章后續(xù)又相繼創(chuàng)辦了天津機器局和金陵機器局，至此，晚清四大軍事工業(yè)（江南機器制造總局、福州船政局、天津機器局、金陵機器局）正式成立，除了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隸屬湘系外，另外三大軍事工業(yè)都隸屬李鴻章的淮系，1885年左宗棠去世后，福州船政局最終也被李鴻章的淮系勢力所控制，至此，淮軍也全面掌控了晚清時期、中國幾乎最重要的軍事工業(yè)。

除此外，李鴻章和他的淮系人馬還先后創(chuàng)辦了上海輪船招商局、開平礦務局、漠河金礦、上海機器織布局等一系列近代民用企業(yè)，從而成為了晚清時期洋務運動的集大成者和領軍集團。

而作為為晚清朝廷力挽狂瀾、支撐社稷的兩大主力，湘軍與淮軍的交鋒點，在1870年，到來了。

1870年6月，由于外界盛傳在天津的法國天主教堂對收養(yǎng)的中國嬰兒孩童進行挖眼剖心，天津民眾聚集抗議，法國領事豐大業(yè)卻開槍殺人，隨后激起民憤，豐大業(yè)等二十多位法國人被天津民眾報復毆殺，史稱“天津教案”。

事情發(fā)生后，時任直隸總督曾國藩卻決定袒護洋人，于是將20位中國民眾斬殺，并流放了25位同情民眾的清朝官吏，曾國藩的做法引得國內(nèi)輿論大嘩，“自京師及各省皆斥為謬論”，轉(zhuǎn)瞬間，作為“中興名臣”的曾國藩，一下子成了舉國唾罵的“漢奸、賣國賊”。

天津教案發(fā)生后兩個月，1870年8月，被慈禧派往江南一帶抑制湘軍勢力的兩江總督馬新貽，又在閱兵之后、在重兵擁護的眾目睽睽之下被當場刺死，這就是后來史稱的“刺馬案”——面對教案“外憂”和湘軍勢力蠢蠢欲動的“內(nèi)患”，清廷最終決定借重與湘軍向來互不服氣的淮軍勢力，來抑制湘軍。

于是，1870年，清廷將李鴻章上調(diào)為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，并率領淮軍北上預防法國海軍借故鬧事、北上侵擾；慈禧還下令將李鴻章的大哥李瀚章提拔為湖廣總督，從而利用淮軍勢力在南北兩面夾擊湘軍——與此同時，曾國藩則被南調(diào)為兩江總督，這一方面是對曾國藩的貶抑，另一方面，則是讓曾國藩南下穩(wěn)定南方的湘軍舊部，因為當時朝野輿論普遍認為，指使刺殺馬新貽的，或許正是湘軍內(nèi)部所為，而要搞定這一切，就只能讓湘軍的創(chuàng)始人、老帥曾國藩出馬搞定了。

曾國藩經(jīng)此打擊心情失落，兩年后的1872年，曾國藩最終在兩江總督任上猝然去世。

湘軍創(chuàng)始人曾國藩

曾國藩和李鴻章的南北對調(diào)，也象征著淮系勢力的北伐和全面超越湘系。

從此，淮軍勢力也從江淮一帶，北上拓展到了黃河以北，此后一直到1900年八國聯(lián)軍進軍北京的近30年時間里，李鴻章開始極力擴充淮軍勢力，使得淮軍勢力得以全面掌控了清廷的內(nèi)政、軍事和外交。

在手掌兵權之外，李鴻章在1870年擔任直隸總督和北洋通商大臣后，不僅控制了清廷京畿地區(qū)的內(nèi)政大權，而且控制了外交事務：當時清廷對外的外交部門本來是總理衙門，但當時駐京的外國使節(jié)普遍信任李鴻章，每次有事總是直接繞過總理衙門，直接找李鴻章商談，在此情況下，李鴻章以北洋通商大臣的身份，逐漸躍升成為清廷的實際第一外交大臣。

而在1870年天津教案后，曾國藩的名聲更是一落千丈，李鴻章則一躍成為滿清的第一重臣，對此，曾國藩有一次曾經(jīng)諷刺李鴻章“拼命做官”，而自嘆缺乏為官之道，甚至后悔說，自己在鎮(zhèn)壓太平天國之后剿滅捻軍無功，早就該及時退隱，以致后來在處理天津教案時自我取辱，“皆系畫蛇添足”。

隨著李鴻章崛起成為晚清第一重臣，在他的周圍也逐漸聚集起了一批安徽老鄉(xiāng)、幕僚、門生和親戚，至此，在以李鴻章的淮軍為軍事支撐的基礎上，淮系集團開始形成，并逐漸發(fā)展成為了中國近代史上最大的軍事、買辦和官僚集團。

當時，淮軍在全盛時期軍隊高達200營、十余萬人，并且擁有馬隊和炮隊，這在晚清軍隊中是獨一無二的。由于軍隊人數(shù)遠遠超過被裁抑后的湘軍，這就使得在1870年后，淮軍控制的地盤逐漸從最開始的江蘇、浙江、安徽等地南北四散發(fā)展，到后面，淮系勢力先后控制了直隸、山東、江蘇、浙江、安徽、江西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福建、廣東、廣西、貴州、云南、四川和臺灣等16個省的地方總督和巡撫大權——在李鴻章的提拔和保薦下，淮系先后共有38人當上了總督、巡撫和中央的尚書、侍郎，另外還有1300多人先后當上了各省的提督和總兵，在李鴻章的不斷布局下，淮軍最終也成為了影響晚清朝政最為強大的一股勢力。

至此，淮系的勢力之盛，除了湘系的左宗棠等人外，已經(jīng)沒有對手。

04

盡管淮軍步步崛起，但內(nèi)部危機也在不斷加重。

與曾國藩在組建湘軍過程中注重人品修為、以天下興亡為己任不同，李鴻章在組建淮軍的過程中，則與曹操一般、不重品德而注重才能。

當時，曾國藩“所重用的人才，在于取其穩(wěn)慎沉著，有大才而能含蓄，有深志而能堅持……而不喜佻達躁進之士，于素不安分者，則極加討厭”，也因此，后來從曾國藩幕府中走出了像李鴻章、左宗棠、黎庶昌、郭嵩燾、薛福成、劉蓉、李元度、吳汝綸、王安定、王闿運、俞樾、陳奐、李善蘭、徐壽、華衡芳等獨當一面的優(yōu)越人才，曾國藩也因此被盛贊為“知人之鑒，超軼古今”。

與此相反，李鴻章的選人標準則比較功利，李鴻章曾經(jīng)說：“孔子不會打洋槍，今不足貴也?！薄疤煜挛跷跞寥?，皆為利耳！我無利于人，誰肯助我？董子‘正其誼不謀其利’語，立論太高?！?/p>

在功利主義的導向下，淮軍選拔的人才盡管也出了不少名將，但很多在當時也被輿論所詬病，例如淮軍名將程學啟“戰(zhàn)守方略，能當大敵”，但也“矜夸忌嫉，不能容物”；郭松林“勇悍亦著聞于時”，但卻“貪財好色，暴戾恣雎”。

就在這種功利主義優(yōu)先的氛圍中，1874年，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和時任陜甘總督、大學士左宗棠，就是否要收復新疆，爆發(fā)了一場空前論戰(zhàn)。

這，就是晚清著名的“海防”、“塞防”之爭。

當時，左宗棠耗時七年終于平定陜甘地區(qū)的民變，但新疆卻被從中亞入侵的阿古柏趁機占據(jù)，并建立了一個“哲德沙爾”汗國；而俄國人則趁機占據(jù)了伊犁一帶。眼看著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皇帝歷時百年才平定的新疆，卻將淪落異族之手，已經(jīng)62歲的左宗棠抱病請纓，表示將親率大軍西征，為祖國收復新疆。

與此同時，1874年，日本海軍3000多人趁機入侵臺灣，盡管大清帝國最終遏制了日本人的野心，但在李鴻章看來，相對于那個遠隔萬里的新疆來說，臺灣和大清帝國的海防，才是最為關鍵的軍機重務。

就在呈報清廷的《籌議海防折》中，李鴻章說，大清帝國應該放棄新疆，轉(zhuǎn)而專注“海防”。因為在李鴻章看來，當初乾隆皇帝統(tǒng)一新疆只是“徒收數(shù)千里之曠地，而增千百年之漏卮，已為不值”，而大清國力有限，應該將有限的經(jīng)費專注于辦海軍、用海防，因此放棄新疆“于（大清）肢體之元氣無傷；海疆不防，則腹心之大患愈棘。”

對此，李鴻章提出，應該將左宗棠準備出征新疆的西征軍“可撤則撤，可停則停，其停撤之餉，即勻作海防之餉?！?/p>

對此，左宗棠予以了嚴厲反駁。左宗棠說，鞏固“海防”，和收復新疆的“塞防”，必須“二者并重”，因為在他看來，乾隆皇帝征服新疆，“拓地二萬里”，祖宗基業(yè)和祖國領土豈能自行放棄？

最終，在左宗棠的強烈堅持下，清廷準許左宗棠帶兵出征新疆，歷經(jīng)7年征戰(zhàn)，由左宗棠指揮的湘軍部隊最終收復新疆，為中華民族立下了不世奇功。

左宗棠是曾國藩死后湘軍的領軍人物

盡管在收復新疆問題上缺乏遠見卓識，但李鴻章仍然高屋建瓴地提出了海防的至關重要性，1875年5月底，朝廷正式批準建立南洋、北洋兩支水師，并下命沈葆楨、李鴻章分別督辦南洋、北洋海防事宜，中國近代海軍的建設由此開始步入正軌。

但1884年的中法馬尾海戰(zhàn)，使得隸屬湘系的福建水師毀于一旦，中法戰(zhàn)爭結束后，清廷痛定思痛，最終決定以北洋海軍為主，“大治水師”，此后，1885年，清廷海軍衙門正式成立，到1888年，擁有大小25艘戰(zhàn)艦、號稱亞洲一流的北洋海軍正式成軍。

當時，盡管淮軍和淮系勢力不斷坐大，但收復新疆、立下不世奇功的左宗棠部，也使得湘軍和湘系勢力逐漸回升，不僅如此，左宗棠在慈禧的默許和運作下，還一度進入軍機處，成為湘軍抗衡淮軍的領軍人物。

在慈禧看來，讓淮軍和湘軍相互制衡，讓漢人內(nèi)斗，是穩(wěn)定滿人統(tǒng)治的殺手锏，因為只有平衡，才能讓清廷成為不倒翁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1883年12月，法國為了控制清朝的附屬國越南，開始進攻駐扎在越南山西的清軍，從而掀開了中法戰(zhàn)爭的序幕，戰(zhàn)爭剛開始時，李鴻章先是主戰(zhàn)，隨后在法國人的攻擊下，又變回主和。

對此，清廷中以張之洞、張佩綸、陳寶琛等人為首的清流黨人，毫不客氣的抨擊李鴻章說：

“歲糜數(shù)百萬金錢以制機器而養(yǎng)淮軍，正為今日，若并不能一戰(zhàn)，安用重臣？”

在慈禧等人看來，盡管清廷需要倚靠李鴻章和左宗棠這些淮系和湘系勢力，但為了抑制淮系和湘系的勢力，清廷也在暗中扶持清流黨人，對漢人勢力進行鉗制。所謂清流黨人，指的是當時一些有聲望而無實權的士大夫，他們以御史和翰林的身份經(jīng)常議論時政，遇事敢言、不畏權貴，到中法戰(zhàn)爭時期，逐漸形成了以張之洞、張佩綸、陳寶琛為首的清流黨人。

在李鴻章看來，慈禧利用清流黨人鉗制漢人勢力，加上湘系左宗棠等人的聲勢，這無疑是對淮系勢力的重大挑戰(zhàn)。對此，李鴻章一方面訓斥清流黨人是“挑斥多端”，另一方面又攻擊左宗棠主張抗擊法國，是“倡率一班書生腐官大言高放，不顧國家之安?！?，不過是“掠一時美名”而已。

鑒于清朝國力衰微的實際情況，加上自己也有意保存實力，當時，李鴻章趁機慫恿清廷接受賠款議和條件，并指出如果不接受議和，“戰(zhàn)后亦必賠償，為數(shù)更巨”，慈禧當時六神無主，召見滿人大臣奕訴哭著說：

“不愿再經(jīng)咸豐故事（指第二次鴉片戰(zhàn)爭期間咸豐皇帝逃離北京），但亦不愿大清江山由我而失，而我示弱”。

奕訴對此說：“可以打”，慈禧說，“打就打到底”。于是，慈禧召見重臣開會，聽取大家意見，沒想到半晌竟沒人敢吭聲，最終，老將左宗棠站起來說：

“中國不能永遠屈服于洋人，與其賠款，不如拿賠款做戰(zhàn)費”。

慈禧流了眼淚，最終決定與法國開戰(zhàn)。

盡管淮軍領袖李鴻章一味退縮，然而淮軍的各路將領在時局危亡下卻奮勇向前，在慈禧的安排下，清流派張之洞被派往擔任兩廣總督，另外，左宗棠則以欽差大臣身份派駐福建督戰(zhàn)中法戰(zhàn)爭。

在張之洞和左宗棠的全力支持下，1884年8月，清軍在老將馮子才等人指揮下，協(xié)同黑旗軍和左宗棠派出的恪靖定邊軍一起，共同取得了鎮(zhèn)南關大捷，并一舉收復諒山。

當時，左宗棠也派出“恪靖援臺軍”東渡臺灣支援臺灣軍民抗擊法軍，與此同時，作為淮軍老將的劉銘傳也被重新起用，1884年7月，劉銘傳成功偷渡到臺灣，隨后，劉銘傳以福建巡撫身份督辦臺灣軍務，并率領臺灣軍民奮勇抵抗法軍入侵，在1884年10月率軍取得了“淡水大捷”，與法軍在臺灣島內(nèi)形成了對峙局面。

在此情況下，李鴻章趁機提出“乘勝即收”的主張。1885年6月9日，李鴻章代表清廷，與法國在天津簽訂了《中法會訂越南條約》，中國放棄越南、承認其歸法國保護，并同意允許法商進入中越邊界開埠通商，中法戰(zhàn)爭，最終以“中國不敗而敗，法國不勝而勝”慘淡收場。

9天后，1885年6月18日，內(nèi)心不勝悲憤的左宗棠提請辭去軍職。9月5日，臺風襲擊福州，整日風雨大作，而為大清國耗盡畢生心血、在曾國藩死后扛起湘軍大旗的左宗棠，也終于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。

1885年9月，全力支持抗法戰(zhàn)爭的左宗棠最終去世，臨死前，73歲的左宗棠向兒子口授上達清廷的遺疏，他說：“此次越南和戰(zhàn)，實中國強弱一大關鍵，臣督師南下，迄未大伸撻伐，張我國威，遺恨平生，不能瞑目！”

彌留之際，他的兒子聽到左宗棠在迷糊中喃喃自語說：“哦哦，出隊！出隊！我還要打！我還要打！”

作為湘軍最后的領袖人物，左宗棠最終抱恨離世，而在與湘軍互斗的大戰(zhàn)中，李鴻章也笑到了最后，因為在左宗棠死后，大清帝國的政壇內(nèi)部，也就只有淮軍一家獨大了。

05

盡管組建起號稱亞洲一流的北洋海軍，但出于門派之見、在中法戰(zhàn)爭中拒絕援助左宗棠和湘軍作戰(zhàn)、隸屬淮系的北洋海軍，從一開始就危機重重。

1891年，李鴻章賴以自豪的北洋海軍6艘軍艦再次訪問日本，7月5日，日本軍官在橫濱登艦參觀，發(fā)現(xiàn)北洋海軍的艦炮沒有擦干凈，士兵們還隨意在炮筒上晾曬衣服。

不僅如此，從建軍開始就隨意散漫的北洋海軍，每年在照例南巡時，還經(jīng)常在香港和上海到處嫖娼、賭博，當時，北洋海軍的士兵經(jīng)常利用軍艦來載客跑運輸賺錢，并且還利用艦隊的豁免權從朝鮮走私人參，導致軍風軍紀日益敗壞。

當時，北洋海軍有規(guī)定總兵以下各軍官必須常年住船，不建衙門，不建公館。但實際上，一到晚上，北洋海軍至少有一半的軍官和士兵就上岸住宿，其中“濟遠”艦的管帶方伯謙不僅在陸地上大量購買房產(chǎn)，而且還在艦隊經(jīng)常去的地方娶了兩房姨太太“金屋藏嬌”。不僅如此，作為北洋海軍的頭頭，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有一次還因為跟方伯謙同時看上了一個妓女，導致兩人為此鬧得不可開交。

北洋海軍官兵

就在這種日益敗壞的軍紀中，1894年，甲午戰(zhàn)爭爆發(fā)了。

對于當時淮軍的軍容軍帽，就在淮軍奉調(diào)出征東北時，有目擊者記載當時大清帝國的軍隊軍容說：

“余見其人黧黑而瘠，馬瘦而小。未出南城，人馬之汗如雨。有囊洋藥具（鴉片煙槍）于鞍，累累然；有執(zhí)鳥雀籠于手，嚼粒而飼，怡怡然；有如饑渴蹙額，戚戚然?！?/p>

在這種大清帝國從陸軍到海軍的全面萎靡不振中，1894年，以北洋海軍和淮軍陸軍為主體的清朝軍隊與日軍展開對戰(zhàn)，結果在海陸兩條戰(zhàn)線上均全面潰敗，到1895年2月11日，日軍對北洋海軍的最后陣地劉公島發(fā)起總攻。

當時，被圍困在劉公島內(nèi)的北洋海軍彈盡援絕、士氣低落，軍隊中的部分外國軍官和牛昶炳、嚴道洪等中國軍官紛紛表示要向日軍投降，作為北洋海軍的當家人，盡管平時治軍不力，但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卻在最后時刻顯示出了自己的氣節(jié)，他先是要求軍官們將北洋海軍殘存的軍艦全部炸沉，但軍官們不同意；丁汝昌又下令要求軍官們帶領殘存軍艦做最后戰(zhàn)斗沖出威?？?、希望僥幸能保存幾艘戰(zhàn)艦，但軍官們也不答應。

當時，北洋海軍聽說已經(jīng)沒有援軍后，開始出現(xiàn)嘩變，丁汝昌見大勢已去，為了防止有人盜取帥印降敵，于是下令將自己北洋海軍提督印章截角作廢，并親自下令炸沉旗艦定遠艦和快船靖遠艦，以免資敵，1895年2月11日夜，丁汝昌最終在鎮(zhèn)遠艦中服用鴉片自殺殉職，當時，北洋海軍的投降派在丁汝昌死后，又逼總兵官楊用霖出面投降，楊用霖嚴詞拒絕，隨后回到船艙內(nèi)，大聲朗誦文天祥的詩句說：“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，然后拔出手槍擊穿自己喉嚨自殺殉職。

提督丁汝昌和總兵楊用霖相繼自殺殉職后，1895年2月12日，北洋海軍剩余官兵遂向日軍投降，其投降被俘官兵達5000多人，沒有戰(zhàn)斗就投降資敵的軍艦達十多艘。

隨著北洋海軍的全軍覆滅，清廷最終于1895年4月，命令李鴻章在日本簽署了《馬關條約》，屈辱地結束了甲午戰(zhàn)爭。

而北洋海軍的殞滅，也成了淮軍敗亡的象征。

06

甲午戰(zhàn)爭慘敗之后，在朝野內(nèi)外的一片譴責聲中，李鴻章從權力的巔峰迅速滑落，當時，光緒皇帝雖然并未將他治罪，但卻命令免去他的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一職。

在光緒皇帝和支持光緒的帝黨成員看來，正是李鴻章的淮軍在海陸兩條戰(zhàn)線的全面潰敗，最終才導致了清朝在甲午戰(zhàn)爭中的慘敗，而作為后黨（慈禧）的中堅力量，免去李鴻章的要職和實權，也是趁機打擊后黨（慈禧）力量的關鍵，于是，1895年后，李鴻章迅速從帝國的第一權臣，淪落成大權旁落的“伴食宰相”。

鑒于淮軍等各路軍隊的潰敗，就在甲午戰(zhàn)爭在進行時，不甘墮落的光緒皇帝就在德國軍事教官漢納根的建議下，準備另建一支10萬人的新式陸軍，隨后，清廷指派淮系官僚、廣西按察使胡燏棻組建新軍，胡燏棻奉旨后立即招募了10營兵勇，稱為“定武軍”，在天津小站進行新法操練。

而定武軍，正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北洋新軍的源頭和由來。

到了1895年10月，清政府改派胡燏棻督辦盧漢鐵路，從朝鮮歸來的袁世凱隨后奉命接管了定武軍，并改名為“新建陸軍”，由于袁世凱日后出任北洋大臣，因此“新建陸軍”也被稱為“北洋新軍”。

而北洋新軍在袁世凱的操控下，也在清末民初，逐漸衍生出一個日后主宰中國達數(shù)十年之久的武裝政治集團：北洋軍閥。

隨著北洋新軍的建立，在甲午戰(zhàn)爭中慘敗的淮軍也開始了裁并工作，到了1895年6月，淮軍大部分被裁，但幸運的是，當時隸屬于淮軍系統(tǒng)的直隸提督聶士成部的“武毅軍”18營不僅保留了建制，相反還擴充到了30個營。另外，淮軍中的章高元8營、賈起勝8營、吳宏洛6營，以及羅榮光、周蘭亭等炮隊，也作為北洋海防守軍被保存了下來。

對于聶士成“武毅軍”的殘留，李鴻章也寄予了厚望，他寫信給自己的老部下聶士成說：

“甲午一戰(zhàn)，淮部聲威虧損已甚，猶幸臺麾奮起，望實兼隆，重整旌旗，是所屬望?！?/p>

隨著淮軍在甲午戰(zhàn)后的日漸隕落，為了新建一支軍隊保衛(wèi)大清帝國，清廷在訓練袁世凱的北洋新軍、擴充聶士成的武毅軍等基礎上，到1899年，初步建立起了一支新的軍隊：

武衛(wèi)軍。

當時，武衛(wèi)軍共分為“前后左右中”共五軍：其中以聶士成的武毅軍為武衛(wèi)前軍、董福祥的甘軍為武衛(wèi)后軍、宋慶的毅軍為武衛(wèi)左軍、袁世凱的新建陸軍為武衛(wèi)右軍，榮祿新募部隊為武衛(wèi)中軍。到1899年6月，武衛(wèi)軍正式成軍。

但是庚子事變的爆發(fā)，也將淮軍最后殘存的精銳摧毀殆盡。

1900年6月，八國聯(lián)軍開始進攻天津大沽炮臺，駐守在此的淮軍羅榮光率部奮勇抗戰(zhàn)，最終在力不敵眾的情況下自殺殉國。

大沽炮臺失守后，淮軍最后的精銳部隊、聶士成的武衛(wèi)前軍（武毅軍）也與八國聯(lián)軍展開了激戰(zhàn)。在武衛(wèi)前軍大將、直隸提督聶士成的率領下，從1900年6月下旬到7月上旬，聶士成指揮部隊與八國聯(lián)軍展開了多次激戰(zhàn)，當時，“聶軍奉命攻天津租界，血戰(zhàn)十余次，租界幾不支。西人自謂與中國戰(zhàn)，無如聶軍之悍者。”

聶士成（1836-1900）：淮軍最后的精銳戰(zhàn)將

為了鏟除聶士成和最后的淮軍部隊，1900年7月9日凌晨，英國、法國、美國、日本、俄國等五國開始集結兵力直撲天津八里臺，并將聶士成的部隊團團包圍，聶士成隨即率軍奮勇還擊，在戰(zhàn)斗中，帝國主義聯(lián)軍部隊見久攻不下，于是悍然使用了毒氣彈向武衛(wèi)前軍（武毅軍）發(fā)起攻擊，在毒氣彈的攻擊下，武衛(wèi)前軍（武毅軍）前線部隊開始后退，這時，聶士成卻躍馬立于橋頭，并手刃逃兵說：

“此吾致命之所系，逾此一步非丈夫矣！”

說完，聶士成帶著部隊士兵奮勇沖鋒向前，“遂殞于陣”。

對于聶士成悲壯犧牲的最后情況，直隸總督裕祿在戰(zhàn)后的奏報中說：

“洋兵四面環(huán)擊，槍炮如雨。該提督兩腿均受槍傷，猶督兵不許少退。營官宋占標勸令退后將息，該提督奮不可遏，仍復恃刀督戰(zhàn)，又被敵槍洞穿左右兩腮，項側、腦門等處，臍下寸許被炮彈炸穿，腸出數(shù)寸，登時陣亡。其營官宋占標亦隨同殉難。經(jīng)弁兵等將該提督尸骸奪回。”

聶士成戰(zhàn)死后，天津、北京相繼淪陷，隨后慈禧裹挾光緒皇帝南逃山西，至此，淮軍最后的精銳部隊也幾乎全軍覆沒，其余部隊也四散零落，建制不復存在。從1861年底籌謀建軍到1900年幾乎徹底隕落，淮軍近40年的浩蕩風云也逐漸落下帷幕。

天津八里臺之戰(zhàn)，成了淮軍精銳最后的絕唱。

07

而在1900年庚子事變與八國聯(lián)軍的激戰(zhàn)中，當時清廷最后一支精銳武裝“武衛(wèi)軍”五支部隊中：由榮祿直接統(tǒng)領的武衛(wèi)中軍在潰散后被裁撤，董福祥的武衛(wèi)后軍也在董福祥被撤職后隨之瓦解，宋慶的武衛(wèi)左軍則被嚴重削弱，聶士成的武衛(wèi)前軍也在天津八里臺之戰(zhàn)后沒落。

在武衛(wèi)軍其他四支軍隊幾乎同時潰散或隕落的同時，作為武衛(wèi)右軍的袁世凱的北洋新軍，卻被時任山東巡撫袁世凱精明的帶到了山東，當時，袁世凱參與了南方各省的“東南互?！薄]有摻和到與八國聯(lián)軍的對抗中，因而得以完整的保存了武衛(wèi)右軍（北洋新軍）的勢力。

不僅如此，袁世凱的武衛(wèi)右軍（北洋新軍）非但沒有損失，而且人數(shù)在庚子事變后還擴充到了2萬人，進而躍變成為了當時北方最大的一支武裝部隊，這也為后來袁世凱的崛起和逼宮清廷、篡奪辛亥革命果實奠定了軍事基礎。

繼承淮軍而興的北洋新軍

而在聶士成幾乎全軍覆沒、袁世凱卻保存實力的同時，在庚子事變中狼狽逃竄的慈禧，則以光緒皇帝的名義急電李鴻章進京，繼續(xù)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，并配合慶親王奕劻與各國進行和談。

1900年7月17日，當時被派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從廣州啟程北上，臨行前，他淚流滿面地對同鄉(xiāng)的下屬說，淮軍最后的精銳中，聶士成已經(jīng)陣亡，剩余淮軍也已“零落，牽制必不得力”，“我能活幾年，當一日和尚撞一日鐘，鐘不鳴，和尚亦死矣！”

當時，李鴻章淚流滿面的樣子，讓所有在場的人都刻骨銘心，因為他們從來沒有見過這位大清帝國的頂梁柱，如此當面痛哭流涕。

此后，自詡為大清帝國的破窟窿到處“裱糊”的李鴻章，再次臨危受命，參與了1901年《辛丑條約》的簽訂。

隨后，李鴻章對慈禧上了道奏折，痛心的建議說：

“今議和已成，大局稍定，仍望朝廷堅持定見，外修和好，內(nèi)圖富強，或可漸有轉(zhuǎn)機。譬諸多病之人，善自醫(yī)調(diào)，猶恐或傷元氣，若再好勇斗狠，必有性命之憂矣?！?/p>

此后，清廷果然徹底向列強屈服，甚至公開提出，以后要“量中華之物力，結與國之歡心”。

就在簽訂《辛丑條約》，和議向列強賠款價息9.8億兩白銀后，1901年11月7日，久病吐血的李鴻章，最終以欽差大臣的身份，死于北京任上，時年79歲。

李鴻章的死，標志著淮軍的徹底隕落

垂危之際，躺在病榻上的李鴻章，突然睜大眼睛，嘴唇喃喃顫動，流下了眼淚，似乎想說點什么，當時他的幕僚周馥見此情景，流著眼淚安慰李鴻章說：

“老夫子，有何心思放不下，不忍去耶？公所經(jīng)手未了事，我輩可以辦了，請放心去罷！”

身邊的人也紛紛說：“未了之事，我輩可了，請中堂放心！”

李鴻章流著眼淚，最終氣絕，“目乃瞑”。

死訊傳到慈禧那里，慈禧當場就流下眼淚說：“大局未定，倘有不測，再也沒有人分擔了?！?/p>

在慈禧看來，那位不辭辛苦和罵名，始終為她和大清帝國四處奔走的淮軍干將已逝，以后，還有誰會像李鴻章一般盡心盡力，為她和大清帝國賣命呢？

而李鴻章的死，也標志著淮軍的徹底隕落。

李鴻章死后，作為淮軍余系，袁世凱統(tǒng)率的北洋新軍開始在晚清政壇日益崛起，當時，由李鴻章在1885年創(chuàng)辦的北洋武備學堂培養(yǎng)出了不少人物，而淮系在李鴻章死后，也仍然殘留下了部分精英。

于是，袁世凱倚靠著網(wǎng)羅馮國璋、段祺瑞、王士珍、曹錕、段芝貴等一系列北洋武備學堂的精英，不斷結黨營私，最終混成了晚清末期執(zhí)掌大權的顯赫人物。

淮軍已滅，屬于袁世凱和北洋軍閥的時代，開始了。

參考文獻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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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玄：《中國近代軍系叢書：淮軍》

馬平安：《曾李交誼與晚清政局》

項順貴《試論淮軍與湘軍的差異》

房德鄰：《封建大吏與晚清變局》

李英全、關偉：《論晚清淮軍的軍購對中國軍事近代化的影響》